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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志凡例于今天的有益启示
发布时间:2017-09-19 14:49 来源:市地方志馆 分享:

 ——以清乾隆《宝坻县志》和明万历《嘉善县志》为例

  凡例,是“发凡起例”的简称,意为揭示全书通例,阐明规则要点。就现代志书而言,凡例既是编纂法则,又是阅读指南,内容主要包括指导思想、编纂原则和基本规范、体例,重要性无庸赘述。

  但在现代志书尤其是二轮修志中,凡例被轻忽的现象极为普遍,多不是修志之初先予制定、编修中遵循而行、编修后加以补充,而是定稿后补写,只凭有关规定和参考别家,便写出内容全属“规定套路”而无“自选动作”的凡例,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可的“通用性”。这样的凡例,不仅没有起到编写中的规则作用,也不具有导读指南的实质意义。

  古来志书于凡例写法各异,详略不同,但在表述修志大旨、制规立范、阐明特殊事物入志原则方法上,都是相同的。通过这样凡例的阅读,我们可以晓知特定事类记述的原由、标准和编者的价值理念,还包括主纂对方志体例的理解,以及字里行间的某些隐衷。但总体上都是针对本志而发,具有自身的专属性,绝无甲志凡例可用于乙志的可能。通过对旧志凡例的解析,不仅可提高志人对凡例重要性的认识,还可加深对志体和志书本质的认识,对二轮和日后修志都可提供有益的借鉴。

  兹以明万历年《嘉善县志》(袁黄主笔,下称袁志)和清代乾隆十年《宝坻县志》(洪肇楙著,下称洪志)为例,虽然两志皆为公认的佳志,主笔都是进士出身,皆为饱学名士,但两书凡例的写法和内容反差很大,可从不同侧面对志人有所启示。

  先看凡例写得“丰实”的洪志:

  该志设凡例十二则,计三千四百余字,于古于今,都可谓之大观。这也缘于其间多叙述本末、考镜源流,阐示意旨和举例评述,或进行编写说明,故文字为多。

  且看第一条,名为“识大”,亦即志书立意高远,接近于今日的修志指导思想。先叙及史志区别,指出二者的使命都是“关政体者是书”,引出修志鲜明的宗旨。而且说明,本志备载除弊兴利之政,讴歌惠民圣德,补七十年未修之缺,正是要使之为后世之鉴,是为修志的首要目的。

  其二名“原始”。即本地修志的源流起始,说明前代各志留存和承继关系,以标示采用材料出处,兼示敬前人。

  其三名“定式”,即确定志体模式,仿效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体例,制定出卷数以及标题、序、论、项的统一写法。特别强调以纲统目,不得混错统属关系,还应注意各卷间相对均衡。

  其四名“分类”,即区分事项类别,不得将不同类事物合于一处。事类记述需按特征要素确定记述重点,如祀典要注重庄严肃穆,建置要体现齐整等。

  其五名“依序”,即按照事物发生发展规律的次序制定篇目。对于一个地区而言,方位是第一位的,所以先写星野,定疆域,之后是城建设置、山川地理,后记秩祭祀典,再及人事赋役,再后是社会体制、阶层构成及教化,下写人物、拾遗、别录和集说,最后以文学收尾。要求篇目脉络相承,首尾贯通,总体上可依“天地人治文”顺序查找相关内容。

  其六名“撮要”,即摘取要点。这里既有于专记一方事物、详国史之略的特点,又有所记要精准的成份在内。强调要对大量关涉域情的文献进行征寻考证,辨别异同,做到记述准确,言而有据。并列举出前志在记述中的不到位或空泛之失。

  其七名“补阙”,即纠补前志缺失。申明对前志遗缺熟视无睹,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。举例有记沿革缺时间、乡里缺总数、人物缺事迹等,都是重要的缺失。应当多方征集而补全,不是增新,只为还原本来面貌,使应记内容齐整。

  其八名“订讹”,即修订前志谬误。强调志书诬枉不经、穿凿附会、以似乱真、以讹传讹等记述都会产生不良后果,应根据多方考证校核,一一给予厘正,以保证志书真实可信。

  其九名“阿幽”,即对幽隐于乡野的贤良善举给予显扬表彰。其意在于志书要记述全面,不因讯息不畅而致遗缺,使贤者抱憾,失朝廷褒扬旌表之忱。对明末抗清志士,均埋骨多时,已允录记,应予补录。对偏僻地区和四乡上报的节孝人物,经核查后,亦得附书于志,以备省志和国史采择。

  十名“存恕”,意即对收入人物要存有忠厚的恕道。因为志书的地域性,不像史书那样善恶兼列人物,而是唯善是与,取其大节,不可过苛于人。虽然在论赞中可有抑扬,但不能埋没本真,诬枉前贤。

  十一名“折衷”,即折中,意为调和各方意见使之适中。对时代遥远的传闻和各种是是非非,除荒诞不经者外,需要依据先后本末进行疏理分析,证诸史籍文献,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。对可两说或三说并行者,则取兼存态度;一事多出者,必说明角度不同,标明出处,以示不掠美于前人。

  十二名“集益”,即集思广益。充分利用旧志、史籍和搜集到的各种资料,延请域中名儒耆宿襄助,合众人之力成书。杀青前,进行商榷讨论,加工润色,仔细校阅后,报请上司复核,使之终成“信史”。

  再看条目式“简约”的袁志凡例。

  共十条,四百余字,未设条目名称,主要是对修志规范和一些事类设置进行说明。

  第一条规定本志以行政分区为界限,始详细记述域情,凡府志已载者不复记述。

  第二条说明全境图和各区图之设的意旨。

  第三条阐明立足本地放眼天下,详述赋税人丁土地于国家的重要意义。

  第四条阐明重视并详记方物和不能尽载的原由。

  第五条补前志之缺,以时政之要者设立专卷。

  第六条人物入志以功业成就和以公众认可为衡量标准,不避嫌谤。

  第七条界定人物以去世、官员以离任为入志的时间点。

  第八条特别申明烈女入志标准(因某一特殊原因而设)。

  第九条对官职荐举等涉及人的未确事体,做特殊处理以存疑。

  第十条对艺文卷收入诗文标准做出说明。

  比较两志凡例,可以得出以下共同点:

  一、都在凡例中申明资政是修志的宗旨。

  两凡例都把资政作为志书编纂的指导思想。洪志开宗明义,申明“关乎政体是书”,详记本地弊政种种,以为殷鉴;袁志更是主张立足本地看天下,将与国家时政重合的事类合为专编,作特殊处理,以期引起后来当政者重视并为国政提供参考。说明对志书编纂的目的性均极为明确,且立意高远。

  二、都是针对志书的地域性和时限原则而立。

  两志皆从独立建置写起,至修纂年止。袁志申明属原政区已记于府志者不再记述;洪志亦强调“沿革时间”,不记述母体州县和行政区外的事物;时空范围均把握严格。

  三、都把志体的规范作为主要内容。

  两志都把志体规范作为修志原则,也是凡例的最主要内容。洪志详叙卷目顺序以体现自然之理,强调志体于事类划分、记述详略的重要。袁志申明遵从国家所颂修志《条要》,事类排列与洪志大体相同,还创造性地设“恤政”并前置。用数条说明各类人物入志标准,以正视听(因人物入志曾引起纠葛)。

  四、都对志中的特殊处置加以说明。

  洪志凡例对前志遗缺、讹误和谬传等特殊事项的裁处专予说明,对多家说法者进行折衷。袁志对设立特色卷设置和存疑内容也在凡例中予以说明。两志都是要使读者明了编纂者的用心和意指所在。

  五、都具有志书的导读和说明作用。

  两志凡例都有一些说明性条目,虽多系成稿后补充,但都是对修志过程中所遇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原则,对阅读者可起到导读作用。

  六、俱无官话空话套话虚话。

  二志虽修于王朝政体下,凡例中均无“颂圣”类阿谀之言,也无官话套话。不论繁简,均无一句无出处,无一语无所指。

  不同之处在于:

  一、形式不同。洪志均成段排序标名,袁志多单句顺次为序。洪志更似说理短文,袁志接近现代条目式。

  二、繁简不同。洪志内容多,涉及范围广,文字量大;袁志内容较少,文字简略。

  三、侧重不同。两志起点不同:洪志跨度长,前代有成志和残志,多叙及源流,甄别比对,于写法规范阐述多;袁志时限短,事类少,凡例更多为说明性,利于导读。

  四、时境不同。因政区时间长短差异大,洪志凡例所涉及内容更为宽泛,兼有对前志的更讹补正等;袁志因立县时限短,不存在前志问题,凡例所及以时政时事为多,积淀事项较少,社会横贯面相对较窄。

 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,二志凡例各有优劣,但著者都是对修志都有本质认识,因背景不同,域情各异,加上对志体认识有别,导致凡例的差别很大。

  对后人来说,从这些异同优劣中汲取优长,借鉴到修志中去,才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。从技术的层面,结合当代志书特点与编纂要求,更宜于以袁志为体,以洪志为用;袁志取其便,洪志取其全;袁志补其疏少,洪志去其繁冗。实践中,结合自身域情和编修实际,在指导思想和原则依相关规定列入外,着重对本志具体事物和特殊事物处置原则、方法进行列项说明,写出具有编修中规范和成志后导读功能的合格凡例。

  (原宝坻区志办公室主任 张殿成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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